吴经熊:一位法学家的宗教皈依

2013-08-29 人文 超过 吴经熊:一位法学家的宗教皈依已关闭评论

1924年5月15日,在国外著名几所大学求学四年后,意气风发,年轻有为的法学家吴经熊打算回国。在写给他的良师益友,大法官霍姆斯的告别信中,他这样写到:“去启蒙,去使卑微者高尚,使无乐者欢乐,使工人获得基本工资,使无房者有住处,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——这些问题是我要致力于解决的。”他相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,这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,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,自己将发挥“孟德斯鸠式的作用”。他这样安慰老师,“您可以确定,您播的种子将会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获得丰收。”

某种程度上,吴经熊的确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。看他回国后一连串光鲜的履历就能知道大概,1924年担任东吴大学教授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,1927年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、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,1928年任立法委员、司法院法官,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,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,1945年任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委,1946年任驻教廷公使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。他在中国法学界可谓声望日隆,有媒体称赞他审判是“所罗门王坐在审判席上”,民间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他为“吴青天”,他的妻子去商店购物被人认出,店家说任她挑选商品不用当场付现金。

1929年夏天,他升任首席大法官后,又审判了著名的“卢雷特案”,轰动上海和国际法学界。当时的被告律师费须尔博士威胁说:假如审判者对外国人太苛刻,便会延迟或阻碍治外法权的取消。对此,吴经熊的回答针锋相对:“你的论点,我们可以说是政治论点,既不恰当,也与本案无关。法律是本法庭的唯一偶像,而不是治外法权的归还或取消,我宁愿行正义——虽然这样做也许会构成废除治外法权的障碍——也不愿意歪曲正义,如果这样可以加速或促进治外法权的废除”。

1930年,他辞去法官的工作,开办律师事务所,因为上海人都早已知道他是深谙法律的法官,蜂拥而至,门庭若市,争当他的客户。仅在开头的一个月里,就收到了堆积如山的案子,他一个月的收入就超过了4万美元,比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还要多。这位年轻的民国大律师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,整日地交际应酬,不日不夜,沉湎于酒色算命之间。

在《超越东西方》这本吴经熊的自传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年生活的忏悔。但是这种忏悔不仅仅是自省之中的幡然醒悟,而是皈依天主教的结果。这本自传的奇特之处在于,这不是一本法学家的自传,而是一本天主教徒的忏悔录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不是在写自传,而是在书写他的“灵魂之旅”。法学只是他人生途中众多兴趣和爱好的一种,或者说是他的尘世修行的手段,正如他的学者身份,翻译《圣经》的工作,都是为了寻找彼岸的生命困惑。而我的阅读困惑是,为何他的人生经历如此大的转变?

坦白说,这本自传乍眼看有点像书市中大行其道的灵修书和心灵鸡汤读物,尤其是其中的语言过于华美和咏叹调的句子,以及部分章节中的书信与日记的拼凑,都容易产生轻视的印象。但是对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的皈依之旅,我还是产生了很大的阅读兴趣。

1936年10月13日,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忏悔:“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,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。友谊?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。书本?你越博学,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。科学?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,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。官位?你爬得越高,你的人生就越空虚。钱?我曾挣过大量的钱,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。健康?它是好,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。名声?我也享有,但唯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。女人?我也曾有够多的女人……”所以在长期的心智浪游后,他决定回到上帝那里,“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,并能提升他们的意义”。

后来他又解释自已为何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,尽管他是一位律师,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,精神胜于文字,仁慈胜于正义。没有人比他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“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”。这也解释了他何以偏爱霍姆斯、魏格莫、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、人道主义的法理学,而反感19世纪机械论的法理学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经验使他不喜欢儒家的礼主义,而全心同情基督。他首次读到圣保罗的话“文字令人死,精神却叫人活”时,他说他就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天主教徒,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、堕入情网一样。

1937年12月18日,他用“浪子回头”描述皈依时的情景,他说是“盲目地搬到在门槛上,全身被摔进了光明之屋”。也许我们不能对他灵魂的悸动与喜悦感同身受,但是阅读他心灵狂喜时写下的那些文字,仍然有一种孤独的灵魂找到家和母亲的感觉。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吴经熊皈依天主教之后的巨大变化,翻译《圣经》就是一例,1947年担任驻梵蒂冈教廷大使是另外一个例子,“这是外交史第一次有一位天主教徒代表一个非天主教国家”。

如何理解“超越东西方”的说法呢?读他的著作,有调和中西方法律观念的,“国际法是中国地方法的一部分”;有调和中西方宗教的,“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成了我的教师,将我带到基督那里,这样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义”;有翻译中西方著作的,最典型的是翻译《圣经》的同时,他也把《道德经》、唐诗、禅宗翻译介绍到国外;当然,最为根本的是,吴经熊一口流利的英语、法语和德语为他在中西方之间担任文化大使提供了最好的明证。所谓跨越东西方,其实就是“在你的光明中我们见到光明”(《旧约·圣咏集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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